（學者推薦）郁龍余：印度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

（作者簡介·于隆宇）

于龍宇，教授，國際著名印度學家。

1965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修印地語，師從季羨林、金克木、劉安武學習印度語言文學。

1970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83年晉升講師。

1984年調入深圳大學中文系，1991年晉升副教授，1996年晉升教授，歷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文學院院長、文學院院長。現任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留學生教學部主任、留學生教學部及師范學院顧問。

2005年至今，擔任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印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南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學會會員，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學術會員，學會國際儒聯顧問，《深圳社會科學》學術顧問。

2016年12月1日，被印度總統慕克吉授予“杰出印度學家獎”。

研究方向有：印度文學、中印文學比較、中印文化關系、中國印度學、印度漢學（漢學）。

出版《梵文與漢文篇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中印詩學比較》、《中印中外文學交流史卷》、《季羨林批評傳》、《學術史》 《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與印度文學研究學術史》、《一帶一路開創人類文明新時代——兼論中印的歷史責任》等專著及主編專著30部，出版于《北京大學學報》、《復旦大學學報》、《文史哲》、《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人民日報》、《新華文摘》等發表論文100余篇，翻譯印地語文學作品35萬字，主持國家級、省部級項目7項，獲教育部四等獎、八等獎3項。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三等獎、一等獎。 講授《中西文化交流史》、《東方文學》、《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印詩學比較研究》、《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等課程。印度文學”。

研究印度意味著什么

先從四件相關作品開始吧

（文|于龍宇）

研究印度的意義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目前，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網絡媒體人士，可能并沒有認真對待這種說法。 真正了解印度歷史、中印關系歷史的人三本先生是誰，不僅不會隨波逐流，而且會克服各種困難，向讀者講述自己所看到的、聽到的、了解的印度，表明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文化國家。 智慧和遺產。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在三年內克服了新冠疫情帶來的各種不利因素后，在2023年出版了四本關于印度的學術書籍。 第二本是余修的《印度故事》。 三是高學思的《圖解印度史》； 四是張文娟的《霧與霧》啟示：體驗印度。

馬衛光老師是我的印地語老師。 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從外交部借調他來教我們班印地語口語課。 教語法課的老師是尹洪元老師。 這里還有一個小故事。 2015年11月，我參加了在印度總統府舉行的世界印度學家大會。 所有參會學者，無論是主題演講還是主持人，均使用英語。 我是唯一會說印地語的人，印地語是印度的第一種官方語言。 主辦方問道：“你的印地語這么地道，你在哪里留學的？” “你是跟北大馬偉光老師學的。”我回答道。 主辦方又問：“我可以接受國會電視臺的采訪嗎？” 在同事朱軒博士的鼓勵和支持下，我用印地語做了一個40分鐘的采訪節目。 后來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馬衛光先生，他聽了很高興。 現在，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馬先生的《印度總理、總統傳記》是在他90歲生日之際，在王佩芬律師的幫助下，克服種種困難出版的。

第二本書的作者是我的女兒。 她十六歲時寫的《花季·雨季》一炮而紅，后入選全國“三十年三百本書”最具影響力的暢銷書排行榜。 2016年12月1日，我在接受慕克吉總統頒發的“杰出印度學家獎”后發表感謝辭并表示：“這次我帶著女兒一起去，希望印度的形象和故事出現在她未來的著作。” 當時，觀眾席爆發出陣陣掌聲。 于是，這句話就應驗了。 幾年后，《印度的故事：一個中國作家眼中的印度》一書完成并出版。

第三本書的作者高學思是我的老朋友。 畢業于南京大學哲學系，在復旦大學力學與工程科學系攻讀碩士學位，后赴印度馬德拉斯大學攻讀印度歷史碩士學位。 2020年開始師從北京大學錢成旦教授攻讀世界史博士學位。 。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都是中國頂尖大學。 印度馬德拉斯大學與加爾各答大學、孟買大學、貝拿勒斯大學齊名。 對于有過從印地語專業轉漢語專業經歷的我來說，當看到這個鋸齒形的學歷時，我欣喜若狂。

《圖解印度史：從次大陸到共和國》由十章組成。 無論是內容的寫作還是插圖的選擇都體現了作者的心血。 我在出版推薦信中寫道，本書“忠實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局限于傳統的舊觀念。大量使用了國內外新材料，借鑒了權威學術研究成果，而且不僅在專業性和考證方面都通過了考驗，而且在專業性和考證方面都通過了考驗，標準非常高，而且本書充滿了新的想法和觀點，使其成為一本可讀性和可信度很高的書。書。”

第四本書的作者張文娟的雅名，走了一條獨特的學術道路，人們很難模仿，更不用說效仿了。 她“在北京大學學習，在公益機構工作，游歷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在印度任教……現在是印度金達爾全球法學院的教授、副院長”。 《迷霧與啟蒙：印度經歷》以獨特的視角記錄了她在印度生活和工作的三十個截面。 讀者可以通過自己的聽覺、親眼所見和個人見解，撥開迷霧，真正了解印度及其真正的價值。

我寫這篇文章不僅僅是為了推薦這四本書，而是為了闡釋一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成功秘訣——“中西印三通”。 我曾在《中西印三通》和《邊界的意義》一文中說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有四種類型：傳統型、只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國的人和事一無所知，很少；外語型，只懂外國語言和文化，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主要靠教外語謀生；中西結合型，他們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占大多數，其中不乏偉大的知識分子、著名學者；中、西、印三路型，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最高形態。真正的智者、圣人往往出現在這之中。因為構成其文化基因的要素在這四種知識分子中是最完整的。 （《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意義》，第384頁。）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進一步認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存在著大量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魯迅、胡適等一批具有“中西三通特征”的著名學者、政治人物、名人、陳獨秀，還有毛澤東、周恩來、馮友蘭、周樹嘉、季羨林、饒宗頤等，這些都是最杰出的人物。 中式、西式、印度式三通式。

中國如此，世界亦如此。 馬克思成為革命者思想導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與西方、中國和印度的文化聯系。 季羨林在翻譯了馬克思關于印度的幾篇文章后感嘆道：“馬克思并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當然不是專門研究印度歷史的，但他卻能下這么大的功夫，對印度研究得這么透徹。”歷史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實事求是、好學的精神有多么偉大。他之所以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絕非偶然。在這一點上，他也是我們的榜樣。 （《季羨林全集》第10卷第5頁。）

季羨林先生

我們這里所說的所謂人才的秘密，其實只是對國內外成功人才史上的一個現象的客觀解釋。 然而，中國當代知識界大多數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有的甚至認為這種觀點是荒謬的。 為什么是這樣？ 因為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沉浸在歐洲的風情和美感中。

然而，民族文化總是在曲折中前進。 以上介紹的四部作品，以及四位作者的社會經歷和知識背景，有力地告訴我們，研究印度重要性的意識正在逐漸回歸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 實際上。 2022年，著名東方學家孟昭義出版了《絲綢之路：印度的重新發現》。 我在《書評》中說：“當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對印度的認識卻大不如前了。不但不如法顯、玄奘、易經，而且亦不如康有為、康同弼父女，及譚云山、譚忠父子。《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唐太宗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裳；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的鏡子，萬物之三。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印度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如何正確認識印度？把他當作“三哥”還是“阿三”？這也太膚淺了吧！” 因此，孟昭義教授所說的“重新發現印度”，實際上就是“重新發現印度的意義”。 科學常識告訴我們：兩點一線，三點構成一個面。 中國、西方、印度，誰在理論和實踐上認識到“三點成面”的意義，誰就是認識者和勝利者。

可以預見，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特別是西方人，想要成為一流的思想家、政治家、學者、教育家、文學藝術家、企業家、社會活動家，都不會了解中國。 不學一點國學是不可想象的。 同樣的道理，不了解印度、不研究一些印度學也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多種原因，主要是西方地緣政治的影響，當代中印關系存在“喜馬拉雅鴻溝”和“喜馬拉雅屏障”。 我們相信，中印兩國一定會在杰出政治家的帶領下，為兩國人民掃清障礙、填補鴻溝。 他們將充分發揮兩千多年文化交流歷史和泰戈爾、柯棣華、譚云山、季羨林等中印友誼金橋的積極作用，成功構建中印偉大共同體。共同的未來。

本文首發于余隆宇教授授權《南亞研究通訊》微信公眾平臺。 原標題是《研究印度的意義——從四本相關書籍開始》

注：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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