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家兄弟七人行 文學中的明清科舉與社會生活

演講人士是汪毅夫，演講的地點為廈門大學臺島研究院，演講的時間是2020年10月。

科舉與捐納

據臺島文人王松所著《臺陽詩話》（1905）記載，“現今之人所看重的，僅僅是科名罷了。世俗將科名籠統地稱作功名，甚至連捐納、保舉等途徑，只要是有擔任官職服裝的，皆被視作有功名的人看待，……我們臺灣改隸已有十年，國籍雖已不同，然而習氣依舊留存，寄錢捐官的人仍然不乏存在。所以每當遇到慶賀、祭禮之時，頭戴紅帽、腳穿黑靴，漢官的威嚴儀態依舊如同往昔似的” 。王松這番話好像有所不滿之意，可是我每次引用時內心總是涌起感動之情。試想，那時已經是處在清代末年的時刻 ，當下的狀況是風雨飄搖 ，國家面臨著諸多困難 ，財政方面也是極其困難的情形 ，臺灣島已經淪為日本人占領的狀態 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十年 當下是臺島的同胞 他們的某些習氣仍然繼續存在 那些熱衷科舉功名 滿心迷戀漢官之宏大 禮儀者 人數并不在少數 至于他們寄回的錢財 對于本國的財政來說 也算是有一些微薄的補助 這正是讓我們內心有所觸動的地方 然而 科舉考試終究還是存在漏洞不完美之處 捐納這種行為畢竟屬于不好的政治措施 我們也就應當有相應的評論觀點 。

汪毅夫是臺島省臺南市人士，他出生于1950年。他畢業于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他目前擔任廈門大學臺島研究院講座教授，他現在還是全國臺島研究會副會長，他也是集美大學校董會主席。他有學術著作《閩臺區域社會研究》，他還有《閩臺緣與閩南風》，他另外著有《閩臺地方史研究》等18部，他曾獲得福建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7項。

于歷史之中，科舉制度跟捐納的交會之處在于，捐納的事情涵蓋賣官鬻爵，還涵蓋科名售賣，而科名范疇內有監生、貢生能夠捐納，由捐納獲取的監生稱作“例監”或者“納監”，由捐納得到的貢生稱作“例貢”或者“納貢”，皆因憑借援例捐納才得以摘取監生或者貢生資格。贏得監生、貢生資格，用于顯擺炫耀，這屬于世俗的行為；要是為了參與鄉試，當屬文人行走的路子。再者例監（也就是納監），以及例貢（也就是納貢），經由國子監舉薦（從而拿到監照），都能夠參與順天府鄉試。比如，在清道光二年，也就是1822年的七月，張集馨前往京城捐納而獲取監生資格，隨后又歷經國子監考到，這也就是入學考試，以及錄科，錄科等同于各地生員在鄉試前一年所接受的科考，那些合格的人員便擁有參加鄉試的資格，緊接著他參加了順天府鄉試且勝出成為舉人。后來張集馨考中進士、被點為翰林，還曾兩次進入福建，相繼擔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最晚到了清光緒末年，仿佛是能夠在當地捐納進而取得監照，經由當地官府批準，去參加當地鄉試了。比如說，在清光緒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的時候，臺灣島嶼上的文人連橫去到廈門通過捐納的方式獲得了監生資格，并且能夠參加在當年舉辦的福建鄉試。說到科名里面的生員，曾經拿“生員種類名稱表象名號”做過有著名額以及截止日期限定要求的交易買賣；而舉人開啟捐納這一行為，依據文廷式所著《聞塵偶記》記載，“在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的時候開啟捐納，舉人需要兩萬金一個名額，并且以一百個名額作為限制上限”，“于舉人開捐這件事而言，到丙申年，也就是1896年春天的時候，響應命令進行捐納的人僅僅只有兩個”。

科舉中的弊案

在科舉那個時代，像“祖孫父子翰林”這類的科名佳話，以及“順治丁酉江南科舉弊案”等科舉弊案，皆是熱門的話題，亦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科名佳話作為一族一家、一鄉一地的榮耀，一直被科名佳話主角的后代子孫以及家鄉之人永遠銘記、時常提及。而科舉弊案卻很少有人愿意去講述，然而作弊作案的那些手段卻總有一些人在暗地里使用 。

科舉弊案所含手段之中呢，“帶小抄入場”可以歸屬個人作案范疇，此乃小伎倆；而那些動作幅度較大，必須合伙去作案的，就有“雇槍手替考”以及“送關節”等等。我今日要從《清稗類鈔》進行引述，還要舉例，以此來說明“送關節”的相關情形。

依照徐珂所著《清稗類鈔》（由中華書局于2010年出版）記載，考官對于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考試開始前預先約定特定符號，在正式考試時于試卷中明確標注出來給評判者看，這被稱作關節，也叫做關目。無論是規模較小的考試還是大型考試都存在這種情況，在京城最為嚴重，每當到了科舉考試的年份，給考官送關節的人到處都是。有些人可能寫上幾個無實際意義的字詞，比如有的寫或也歟，有的寫或也哉，有的寫或也矣，在詩文下面加一個黑色圓圈給一百兩銀子，加一個黃色圓圈給一百兩金子，書中又舉例說明，某一年科舉的題目是“子謂子夏曰”全篇內容，有個考生和考官暗中勾結使用關節，讓考官在破題之處連續使用四個一字，這個考生的破題是“儒一而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誡之焉”。等到放榜的時候這個人果然高中榜首等等一系列情況。

游人在江蘇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內參觀匾額。李文寶攝/光明圖片

在《清稗類鈔》里頭，我尋覓到一個詳盡具體的事例，光緒癸巳年，殷如璋、周錫恩奉命向南而行展開主試工作，前往浙江，抵達蘇州時，船靜靜地停泊在閶門外邊，那時候蘇州府的太守是以王可莊為名號的王仁堪，依照慣例前來謁見。交談期間，突然有一個人帶著密函來到，立著等待給予答復的書信。按照功令規定，負責主持考試的人在路途之中，是不可以與親戚朋友進行通信聯系的，目的是防范作弊情形出現。殷如璋拿到了密函，請求王仁堪打開觀看，王仁堪看過之后臉色發生驟變，立刻大聲呼叫將送信的人拿下。書信之中所講的內容，全部都是關于賄賂買通考試關節的話語，并且還附帶一張一萬兩的銀票，署名的人是周福清，這個周福清即是在浙江擔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之后被授予知縣官職，之后又被革職，通過捐納的途徑成為內閣中書的那個人。殷察覺到事情已經泄露，同樣猛拍桌子大為惱怒，要求將遞送書信的人嚴厲追查，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于是周便遭遇災禍。清光緒癸巳年份是1893年，為了“恭敬慶賀太后六旬大壽”也就是60歲生日，各個省份舉辦鄉試恩科。“奉命前往南方，主持浙江考試”的殷如璋是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二甲第17名的進士，遞送書信“傳遞作弊信息”的人周福清是同榜三甲第15名的進士，殷、周兩人存在同年的情誼。周福清為子侄5人向殷行賄謀求作弊途徑，送去“一萬兩銀票一張”。當時呢，那個啟視密函出現“即呼拿下書者”字樣了。其中涉及一位蘇州知府呢 ，這位蘇州知府是王仁堪。王仁堪是福州人呀 ，他是在清光緒三年 （1877） 成為丁丑科狀元的 。

清光緒癸巳恩科，浙江鄉試，主考為殷如璋，副主考是周錫恩，此場發生弊案，有人撰寫對聯諷刺這件事，對聯內容為：殷禮不足以征取，已然好似兩眼昏花雙耳失聰，哪里會有憑借文章來執掌評判標準；周人曾有這樣的言論，難得遇到恩科恩榜，完全依靠交易來傳授訣竅。

順便說一下，周福清乃是現代有一定知名度之人，是浙江周氏三兄弟，也就是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的祖父。

科舉與考題

核心是科舉考試的考題，在考試之前，在考試之余，老師總會出好多，學生總會做好多模擬考題，模擬考題處在科舉的周邊，用今人的說法來講，四書、五經是“題庫”，模擬考題是圍繞著科舉考試的“題海”。

清初有名望的士人尤侗，甚至在四書、五經之外，取材于《西廂記》，使用其中張生的一句情意綿綿的話語，以八股文的形式創作了一篇名為《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的文章。他所操練的，抑或是顯擺的，是進行制義也就是八股文寫作的能力，然而卻竟然獲得了康熙帝的贊賞 。

鄧云鄉所著《清代八股文》，那是在中華書局2015年出版的，依據林則徐日記所報告的為，林則徐在當翰林院庶吉士的時候，“依舊需要按時去舉行模擬考試”，“要練習去作八股文”，“還要練習作試帖詩”，“隨時都在為各種考試做準備”，在課余時間會以文會友，而文會所做的同樣是制義試帖，像制義有《性相近也二句》，還有《居之無倦二句》，試帖詩有《仁義為巢》得巢字，像是《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以及《辟宇啟論》得才字，此出自《晉書·陸云傳》，再有《騑馬輟解》得春字，這是來自《后漢書·章帝詔》，還有《多少樓臺煙雨中》得與字，此為杜牧之詩；又依據周作人日記所表述的是，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在早年做過制義，有《義然后取》，還有《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再有《左右皆曰賢》以及《人告之以過則喜》，試帖詩有《百花生日》得花字，像《紅杏枝頭春意鬧》得枝字，還有《苔痕上階綠》得苔字，以及《滿地梨花昨夜風》得風字。清代科舉制義考題的命題范圍主要涵蓋《論語》《孟子》《大學》以及《中庸》（也就是俗稱的四子書或者四書），試帖詩考題的命題范圍包含成語、典故、名言、名句等。命題范圍內的模擬考題，有的可能成為現實使用考題，有的是以往年份或者其他地區的考題。臺島進士鄭用錫所著《述谷堂制藝》收錄了其制藝作品47篇、試帖詩248首。其中，有《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那《（至下）原思為之宰，與之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乃是鄭用錫“取進入學”也就是參加童生試（俗稱考秀才）時的墨卷，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他那次“戊寅鄉墨”，即1818年參加鄉試（俗稱考舉人）的墨卷，至于《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此為他的“癸未會墨”，也就是1823年參加會試（俗稱考進士）的墨卷。《述谷堂制藝》之中，作者所做過的考題，以及模擬考題，能夠成為其他備考者的模擬考題 。

上述林則徐、周樹人以及周作人曾做過的模擬考題，還有鄭用錫做過的考題以及模擬考題，的確具備智力測驗的性質。盧前（盧冀野）所著《八股文小史》（商務印書館，1937 年出版）提及，“八股文（一稱作四書文）乃是代圣賢立言”，“由于題目存在差異，其格局也就隨之變化且愈發多樣”。該書中列舉了從單句題像《過則勿憚改》這類，再到截搭題像《其為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這類，“所列舉出的四十種，文格依舊未能囊括完盡”。鄧云鄉在《清代八股文》中講，林則徐會課詩題源自《元史》《宋史》，這相對比較偏僻，所以參加鄉、會試的人，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各代正史、先秦子書，也都得讀一些，同時還提到了用韻（特別是“窄韻”）的困難。應當講，科舉考試的出題者以及從考試中勝出的人，從總體上來評判，具備相當高的學識與智力，當然，也存在部分學識和智力頗高的人，并未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

在1996年的時候，我于《廈門大學學報》之上閱讀了劉海峰教授所撰寫的《論科舉的智力測驗性質》，內心對他的論點以及論述深感信服。科舉考試具備智力測驗的性質，并且八股文與試帖詩同樣擁有特定的測驗功用，這話確實不假啊，真是這樣的言論啊。

科舉與歌仔冊

那日，我懷揣科舉史深度粉絲和閩臺歌仔冊狂熱擁躉的雙重身份，滿心欽慕劉海峰、郭培貴、毛曉陽等教授和這幾塊神秘學術領域，于今年1月5日，興致勃勃地奔赴廣州中山大學，參加由黃仕忠 、潘培忠主持導覽的“閩臺歌仔冊研究工作坊“。其間，我意外獲贈潘編校黃審校的《閩臺歌仔冊全集、初編稿》。翻閱間得見——此冊竟薈萃了不少關乎科考試事百態的歌者唱本，剎那間，我心里頭那股子對科舉和閩臺歌仔冊的癡迷勁兒，“轟”地一下就被點燃了，整個人都跟著“嗨”了起來 。

我要開始講述源自《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其為《閩臺歌仔冊全集》本，以下簡稱為《全集》本）的故事，劉永家境貧寒，娶了名為金姑的女子為妻，金姑的兄長金昌擁有“百萬家財好田莊”，然而這些都被金姑的嫂子牢牢把持著，劉永打算前往京城參加考試，卻苦于沒有路費，金姑向兄長家借錢，卻遭到嫂子惡語相向地拒絕，金昌私下拿出錢來幫助劉永，劉永這才得以前往京城，金姑也跟隨而去，沒想到途中遭遇了劫匪，夫妻二人就此失散，金姑獨自一人回到家鄉，暫時棲息在兄長家中，卻遭受嫂子的虐待，被迫去放羊，劉永考中了狀元，“天子門生出頭天”，夫妻二人最終也得以重逢 。金姑不把之前的嫌隙放在心上 ，而為嫂子去說情 ，使得全家都充滿喜悅快樂 。在這個有關故事的科舉情節當中 ，去參加考試是事情的起因以及起點 ，考中了便是事情轉機以及結局 。這好像是歌仔冊里科舉情節的那種 “母題 ” ，《全集》版本的《陳世美不認前妻》《特別最新呂蒙正彩樓配全歌》也存在這樣的科舉情節 ，也有這一 “母題 ” ；劉永有著鄉土社會成員原本的身份 ，其他歌仔冊里科舉情節的主角像陳世美 、呂蒙正也是如此 。這是值得講述一下的話題 。

自往昔，閩臺歌仔冊之創作者、說唱者，有些時候呈現出創作者即說唱者，說唱者亦為創作者之狀況，其讀者、聽眾，部分讀者乃半文盲，部分聽眾系文盲，大體而言皆為鄉土社會之成員。就科舉與歌仔冊之角度觀之，我們能夠徑直知曉，并非借由文人作品間接知曉天家兄弟七人行，科舉與鄉土社會之關聯。由《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等歌仔冊，我們能夠察見，鄉土社會成員存在借科舉改變自身生存狀態之可能與意愿，此為科舉與鄉土社會關系之主要層面。除此以外，歌仔冊所關聯的科舉的某些細微之處能夠表明，科舉于鄉土社會而言是在生活里邊常見的事物，鄉土社會的成員對于科舉是頗為熟知的。比如說，《新刻金姑看羊劉永新歌》當中的劉永、《陳世美不認前妻》當中的陳世美，皆是沒有經過地方考試就直接前往京城參加考試的。另外還有歌仔冊像《最新玉堂春三會審歌》（《全集》本）就明確唱道：“趁著這個鄉試的好時期，期望能夠金榜題名的時候。中了舉人之后去參加會試”。前往京城參加考試的人沒有經過地方考試與必須經過地方考試，這兩種說法在傳唱的過程當中同時存在并不沖突。這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成員也都清楚，宋代科舉的科名以及考試僅僅存在進士和進士科，這跟后來明、清時期，科名劃分成秀才、舉人、進士三種，考試分為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這三級的情形是不一樣的。

十五年之前，我撰寫過《西觀樓藏閩南語歌仔冊〈臺省民主歌〉之研究》，還寫過《1826—2004：海峽兩岸的閩南語歌仔冊》，此作收錄于汪毅夫的《閩臺緣與閩南風》，系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由此深知訪求歌仔冊存在多大的艱辛，也明白校勘歌仔冊是何等的繁難。如今有了《閩臺歌仔冊全集》，使得我們擁有了收羅相對較為齊全的閩臺歌仔冊，并且有了校注相當精審的由《閩臺歌仔冊全集》本而成的成果，在此要感謝黃仕忠、潘培忠教授那辛勤且出色的工作。

科舉與占卜

在臺島，著名學者黃美娥教授，其有《一種新史料的發現》這一報告，該報告刊載于《竹塹文獻》第4期，時間是1997年10月，報告中提及，臺島有進士鄭用錫，他在自己所寫的《感悟》詩后，附上了一篇名為《正陽門關圣帝簽詩》的文，文中記錄了簽詩同其一生的關聯。清朝道光三年即1823年，鄭用錫參加了癸未科會試后，跟著友人抵達京師正陽門關帝廟，去“叩求簽詩，以卜功名上進可否”。他所抽到的簽詩內容是“五十功名志已灰，哪知富貴逼人來。更行好事存方寸，壽比岡陵位鼎臺” 。鄭用錫講：”那個時候闈試還沒有公布結果，得到這個簽，首句有五十功名這樣的話語，心中非常失落，悵然若失“。然而，”等到發榜竟然考中了，于是憑借富貴逼人這句話，牽強附會來解釋，說這是此科的應驗。但是對于五十這句話到底沒有個說法“。后來，鄭用錫到 了五十歲的年紀，”把奉養雙親當作緊急之事“，告別官職回到故鄉鄉。在故鄉抵抗英夷（也就是在鴉片戰爭時期親自率領家丁追捕侵犯臺島的英軍）,兩次獲得朝廷的獎賞；到了七十歲，運送糧食到天津救災，”得到恩準被授予二品封典“。鄭用錫不禁發出感嘆，說道，撫今思昔，來例證于（關圣）帝君所展示的內容，這一一竟然頗為相吻合，還說道，京都正陽門關圣帝的簽詩，其靈驗在天下顯著著稱。

簽詩，哪怕關乎京師以及各地的關廟簽，它的那靈驗程度，雖不存在必然的情況，然而卻的確有著偶然的情形。簽詩靈驗的那些傳說，則是和簽詩預先設定的多種可能性存在關聯哦。我拿“京師門前關廟簽”的 一首簽詩來進行說明，這首是這樣的，“君今庚甲尚未亨通，且朝江頭去作釣翁。玉兔重生應能發跡，萬人頭上可逞英雄” 。這句話里的 要體現出英文原文的感覺，不能替換成別的詞 。

清人金埴所著《不下帶編》講述了關于寧波的兩個故事，其一，狀元史立齋在杭州參與清順治甲午科也就是1654年的鄉試之后，于萬安橋邊關帝廟抽取到了此簽，當時他心里很是怏怏不樂，覺得這次科舉中第已然沒有機會了，然而沒想到甲午科發榜時卻中舉了，到了第二年乙未年即1655年更是在科舉中一舉奪魁，正應了“甲、未亨通”這句話；其二，翰林裘璉在參加順天府康熙甲午科也就是1714年的鄉試之后，在京師正陽門外關帝廟求得此簽，發榜時中舉，到了第二年乙未年即1715年參加會試，成為三甲第一名的進士并且被欽點為翰林。這樣也就應了那“甲、沒順利通暢”，然而處于那個名字后面的人（也就是三甲第二名）叫江濟，這便應了“江的源頭”這一說法 。

在《清稗類鈔》當中有這樣的記載，狀元之位的畢沅，在乾隆庚辰年也就是1670年的時候，在會試之前，于京師正陽門那里的關帝廟求得此簽，當時他心里頗為不悅，然而最終竟然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及第，原來是因為“君今庚甲”這四個字，已經預示了先機，也就是庚辰科的甲啊。

事實上，簽卜科舉這件事，其結果不外乎“中”和“不中”這兩種情況，“末亨通”存在“尚未亨通”以及“不亨通”這兩種說法，能夠去應對“中”與“不中”這兩種結果；至于“中”的時間，它可以是“今”年、“庚”年、“甲”年、“未”年以及“兔”年也就是“卯”年，還能夠在月、日上做文章，像“閏八月”對應“玉兔重生”等；“庚甲”也就是庚辰科第一名是一種 ，“甲未亨通”也就是“亨通在甲、未這個時間”是另一種 ，“君今庚甲未亨通”也就是“一第今無份耳”是再一種 。不管處于怎樣的情形，簽詩大概能夠予以應對。簽卜大致類似于文字游戲，因沉溺于文字游戲進而相信它，大概能夠簡單表述為迷信吧。

科舉制度下的會館

懇請允許我先來講一段故事，是那種關于張集馨前往北京，住在會館里，考舉人、考進士的故事。話說在清道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821年的時候，生于江蘇揚州的張集馨，當時年僅22歲，在家里的時候，他不被各位伯叔所容納，承受著因為各位伯叔每日不斷找尋猜忌與矛盾的困擾，于是他來到父親的墓前，落淚并告別說，兒子要遠行出去躲避災禍了，沒辦法一直守護在松樹和湫水旁邊了。然后在十月間，他帶著一個剛招來的仆人張升，購置了兩輛車子進入都城，居住在菜市口，為次年秋天的考試做準備。他在北京所居住的地方，是處于菜市口路北側的揚州會館，此會館原名江、甘、儀會館，那是其中的聯星堂。揚州會館里面設有和會堂、聯星堂以及東西廂房。與他一同居住的人，有甘泉商人黃藕船。張集馨記得，藕船略微知曉一些文學知識，學著創作韻語，然而其議論卻十分低俗，歸根結底是市井中的普通百姓，不值得與之交談。可是在旅店中無聊之時，聽聽他那些鄉村野談、瑣碎議論，借此來消遣排解無聊的愁緒。張集馨前往北京，乃是“為明年秋戰打算”，這里說的是準備參加1822年順天府舉辦的壬午科鄉試，也就是1822年的鄉試。張集馨并非順天府生員，而是江蘇揚州生員，又不是貢生或者監生，那哪會有參加順天府鄉試的資格呢？他自有一條有旁門左道，只需在會館住下，一門心思集中專注讀書就行。沒過多久，禮部因為清道光皇帝登基即位，決定增加開設道光二年壬午恩科也就是1822年地會試。到了1822年春天，參加會試的那些舉人們全都來到北京了。會館本來就有既定的規矩，參加會試也就是春闈的人和參加順天府鄉試也就是秋闈的人員應當彼此相互禮讓、相互進行騰籠換鳥。張集馨另外尋找居住地方的行動稍微遲緩滯后了一些，“幾乎被管理事務的人給驅逐趕出去”。哎，那就暫且忍受胯下之辱，搬到麻線胡同的富順居住吧。四月，會試揭曉，參加會試之士紛紛散去，又回到會館，還是住在聯星堂，依舊不顧住館之人的嘈雜，只是閉門讀書罷了。沒想到，無奈讀書聲音高，又被會館后面住著的吳中書廷珠憎惡，我卻不管這些。這個姓吳的內閣中書，不喜歡別人讀書聲高，可自己卻整日唱曲，而不擔心別人厭惡他。七月時，張集馨前往國子監，繳納了數目充足的銀兩，又先后通過考到（類同入學考試那般）、錄科（等同于各地生員在鄉試前一年進行的科考，合格者方能獲取參加鄉試的資格）這兩次考試，進而取得了國子監給出的推薦文書，由此擁有參加順天府鄉試的資格。這條被稱作“捐監”的捷徑，屬于“銅綠色”通道。八月初六日，張集馨“遷移寓所至內城舉廠”，之后便是著手參加順天府鄉試，“三場考試完畢，慶幸沒有出現差錯”。等到九月初九日放榜，張集馨在順天府鄉試壬午科（1822年）中位列第137名舉人。考取舉人之后，“依舊住在會館”。過了一年，參加道光三年癸未科（1823）的會試，結果揭曉自己并未考中。對完會試后張集馨考取了景山官學教習，留在京城繼續讀書。又參加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的會試，再次落第。接著又參加道光九年己丑科（1829）的會試，考試前又“搬到舉廠居住”，因為靠近貢院，最終成為二甲第22名進士。五月初六日接受引見，被改任為翰林院庶吉士。

張集馨，曾有過兩度進入福建的經歷，先后擔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屬于曾在福建任職的那些官員一員。張集馨有著自敘年譜流傳于世，這部年譜仿佛就像是一部年譜體的類似《官場現形記》或者《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那樣的作品。在1981年11月份的時候，這部年譜經由中華書局以《道咸宦海見聞錄》作為書名出版。上面記載的這些故事，則是引述取自這本書籍。

從張集馨的事兒能看出，在北京揚州會館里，張集馨的身份先是江蘇揚州生員，接著是國子監監生（例監），然后是從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京兆試）里考出來的舉人。說到會館的“試館”功能，進入揚州會館去應試的學子包含了應國子監考試的揚州籍生員，應順天府鄉試的揚州籍貢、監生，以及應會試的揚州籍舉人。當然啦，會館常常是具備多種功能的。除了揚州籍的應試士子，住進揚州會館的還有揚州籍的商人，揚州籍的京官，。會館帶有顯著的籍貫色彩，存在諸如春秋兩闈應試士子彼此相互禮讓這般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定規，會館有著其獨有的會館文化，鄉試也就是俗稱的考舉人，它屬于省級科舉考試，其由各省來舉辦，會錄取本省的舉人，順天府是清初被確定的鄉試單位其中之一，各省的貢生、監生經過國子監考試、推薦之后，能夠參加順天府鄉試，當然也能夠從順天府鄉試中勝出成為舉人，會試俗稱考進士，參加會試的是來自各省鄉試以及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的各省舉人。臺島首位進士陳夢球，是于順天府鄉試中脫穎而出成為舉人，嗣后又在會試里勝出而成進士的。順天府鄉試的考試地點為北京貢院，會試的考試地點亦是北京貢院。

科舉對閩南鄉土社會的影響

在魯迅翁所寫的被稱作小說名篇的《阿Q正傳》當中，目不識丁的阿Q居住于“本不是大村鎮”的未莊，然而他卻見過這樣的情形，即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地報到村里來，他也知曉“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以及“狀元不也是‘第一個’么”這樣的道理，還聽聞了“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這些消息，他有過“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的時候，他在“秀才大爺”家做工，也曾在舉人老爺家里幫忙，而且他還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計劃。如魯迅翁所寫，科舉制度對鄉土社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

我們來看閩南鄉土社會的情況。

明朝嘉靖二十四載（公元1545年份）被鐫刻于石碑之上的泉州《青陽鄉約記》當中講道：“那鄉村擁有約定，乃是古老之事。而約正這個名號，責任較為重大地壓在士人之列身上，是從我們的郡守方南王公開始的”。鄉約這一制度，在古代就已經有了。鄉約跟鄉規民約存在關聯，然而并非是鄉規民約。鄉約是得到官方認可的，由鄉民自愿遭受約定、自我約定、相互約定構成的自治制度、自治組織，鄉民推選年齡較大且具有賢德之名的人作為約正（又被稱作約首、總理等等），“為普通百姓平定戶口婚姻、田地田土、爭斗毆打、賭博盜竊所有一切小的事情”，“不僅僅果斷判定是非，還用以勸勉民眾去做善事”。在閩南的鄉土社會里，從明代嘉靖年間、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開始，在其擔任泉州太守之后，閩南地方鄉約的主事者發生了改變，之后由“士類”也就是有科舉功名的人來擔任。根據《青陽鄉約記》的記載，青陽鄉約的約正莊用賓“年齡還沒有到三十就連續在科舉中取得優異成績”，“他擔任約正的時候”，年齡僅僅三十多歲。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的進士，屬于“士類”也就是有科舉功名的人。南安《鄉約社學記》是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勒石，而且它還講，南安各鄉地方的鄉約呢，是“挑選鄉里那些在學校里優秀且有文化的讀書人，讓他們去承擔相關的事務”，就好像“在邑中的二十二都那個叫霞美鄉的地方，有個讀書人很優秀且有文化名叫陳生育俊”，他承擔了鄉約的事務。因為“士類”當中或許存在并非“年高”的人，就像莊用賓那樣，所以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時候，李光地專門在《丁酉還朝臨行公約》里跟他的安溪同鄉們約定：“合約正式執行的時候，在族里輩分雖然是卑幼的，然而既然執掌了鄉里的政務，那么就必須主持公道。”。從那以后鄉鄰之間的是非曲直之中，存在沒有告知官府而向本鄉進行投訴的情況，除去尊長給予和約正進行調停的狀況，那就是依據公正訊訪核實，回復尊長且進行勸誡懲罰這種。其余年紀輕輕沒有經歷過事情的人，即便身份被分為叔行這一類，也不可以役使約正如同對待奴隸一樣，約正也不可以承接他們的意圖指示，顛倒原有的是非，以此來破壞民間風俗”。李光地他自己也是“士類”，回到家鄉居住的那段時期也主持鄉約相關事務比如制定《臨行公約》。在臺島那里，日本人在占據臺灣剛剛開始的時候也發現，擁有科舉功名的人是“地方的指導者，具備相當的勢力”。

科舉制度給閩南鄉土社會造成的影響，于閩南民俗、民諺以及民間文學作品當中也有留存，比如閩南中秋“博狀元餅”這種節慶習俗，乃是對科舉之途獲取功名的模仿，其中餅分為一秀、二舉、四進、三紅、對堂以及狀元，它們分別對應著秀才、舉人、進士、探花——也就是一甲第3名進士、榜眼——也就是一甲第2名進士以及狀元——也就是一甲第1名進士 。中秋博餅所要獲取的乃是“秋闈奪元之兆”，乾隆在《臺島府志》當中記載，具體內容為 ，“那樣的長夜時刻，眾多士子會依次進行宴飲以及賞月等各種各類活動，還要專門制作特別大的月餅，把這種月餅命名為中秋餅，并且要用紅色進行書寫元字這般的特殊標識，通過擲骰子出現四紅這個幾率而后去奪得它，其目的就是要獲取能象征秋闈得元這一兆頭” 。實際上呢 ，不僅僅只是讀書人和讀書的家庭 ，其他的人員以及其他的家庭同樣格外熱衷于參與博餅這一項活動 ，進而能獲取“秋闈奪元之兆” ，這是由于古代的人們覺得科舉這個制度是具備開放性以及公平層面特性的 ，對于像鄉土社會當中各個不同情況的成員而言同樣也是開放且公平如此那樣的情況 。閩南民諺“秀才人情紙一張”，這是說用作字畫送人乃是秀才的交際方式，它可喻指君子之交，也能體現世態炎涼，“秀才講人話，舉人打官腔”，其中秀才不會失去鄉土社會成員的身份，而舉人有可能是官員或者準官員，“有窮秀才沒有窮舉人”，因為舉人社會地位高且收入也高，“人怕老債怕討，秀才怕歲考”，歲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長官提督學政針對在學生員的考試，每三歲舉行兩次，考后，一、二、三等會有獎賞，四等以下會有懲罰甚至被黜革，“一名透京城”，意思是入京中進士便能一舉成名，“家伙了，秀才無”，表明科舉之路艱難，考試失敗就會陷于困頓，“米街土地公，頭頂戴官帽”，是說臺南米街出了施瓊芳、施士潔父子進士，這是當地的榮耀，這些民諺的內涵和背景都與科舉制度有關系。

就閩南民間文學作品方面，且容我以《暢所欲言》作為例子。這是泉州秀才楊介人以閩南“俗語綴成”的，閩南“老嫗都解”十分獨特的書籍，收錄文章21種，寫作時間從1897年跨度到1907年，曾經在泉、廈、漳、臺流傳過。《暢所欲言》反復提及科舉制度，特別是科舉取消后的社會狀況，像“有窮書生往昔靠抄書維持生計，賺得三百二百，便有烏米白米吃，如今沒了小考場，沒人請抄小書”，“自從停了科、歲，便沒了教書的，也無需用功”，“沒有考核，又沒有地方賺錢糊口，相當枯燥乏味”，“科舉一廢除，書房內的人改去謀求其他生計，有的去學命卜，有的去學山醫，各自走各自的路”等等。下筆詼諧有趣，是極為精彩的關于“清末科舉制度與閩南鄉土社會”的講義。

《光明日報》（ 2020年10月24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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