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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江、黃河不同,黑龍江位于中俄邊境交界處。 中游左岸和上游在我國,下游在俄羅斯。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俄兩國在漁業資源開發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矛盾。 漁民越界捕撈時有發生,漁業管理略顯混亂。
黑龍江傳統漁民
20世紀50年代,黑龍江地區由于地處偏遠,定居人口并不多,但生物資源儲量卻相當可觀。 當時,在北大荒地區(包括黑龍江沿海平原)流傳著“棍打狍子,葫蘆撈魚,野雞飛入飯鍋”的說法。 用“瓢魚”來形容魚兒數量眾多,可想而知當時的魚類資源有多么豐富。
據記載,黑龍江有魚類106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鮭魚、鱘魚、梭子魚、黑龍江河鱒、細鱗魚、鮭魚等。 在這100多種魚類中,黑龍江特有的有88種(也有資料稱有92種),占總種類的83.8%。 這些土著魚類構成了獨特的生態群落,是水生生物基因庫的重要資產,具有重要的生態保護價值。
從科學研究和商業開發的角度來看,這些本土魚類資源堪稱黑龍江的寶貴“財產”,具有很強的不可替代性。 然而,近幾十年來,黑龍江中上游的自然捕撈量越來越少,捕撈規模也向魚類小型化、年輕化方向發展。
據文獻記載,1949年黑龍江流域漁業總產量僅為1.8萬噸,但2007年猛增至48.7萬噸,產量增長了26倍。 從表面上看,這確實是一份出色的成績單,但漁獲的來源和成分卻隱藏著“謎團”。
當地漁業產量之所以猛增數十倍,是由于養殖業的蓬勃發展,與野生魚類種群資源沒有直接關系。 1949年前后,人工漁業尚未發達,市場上的商品魚幾乎都是野生的。 到2007年,野生魚類占總漁獲量的比例下降到11.3%,人工養殖逐漸成為當地漁業生產的主流方式。
野生魚類小型化
業內普遍認為,水產養殖可以緩解人們對野生魚類的捕撈壓力,對保護本土魚類大有裨益。 但奇怪的是,黑龍江流域的土著魚類并沒有因為養殖規模的增大而完全恢復元氣。
黑龍江撫遠漁區的老漁民反映,20世紀50年代常能釣到的魚類有20多種,包括梭子魚、鱷魚、黑魚、魷魚四大類魚,它們都比較大。 到20世紀90年代末,這些常見的經濟魚類明顯減少,特別是鱒魚、魷魚、鯡魚和鳊魚,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不再捕撈。
富源魚市的三文魚
古語云:“一目了然”。 在黑龍江眾多特有魚類中,三文魚最具代表性。 鮭魚是一種洄游魚類,平均每四年完成一個世代周期。 性腺成熟后,每年秋季繁殖種群從西北太平洋向上游遷徙,最終到我國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產卵。
每年的遷徙季節,是捕撈鮭魚的最佳時機。 下游的俄羅斯漁民已經準確計算出時間,在近海和內河的洄游通道上布下天羅地網,輕松收獲了大部分資源。
俄羅斯漁民使用流網捕獲鮭魚
北太平洋的鮭魚漁業。 洄游到中國的鮭魚是西北太平洋鮭魚的一個分支。
特別是近年來,俄羅斯海鮮部門加大了遠東漁業建設力度,旨在將遠東打造成為俄羅斯海鮮中心。 這背后,西北太平洋和內陸的鮭魚資源(包括三文魚)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投資項目”。 黑龍江流域的鮭魚將面臨更大的繁殖壓力。
三文魚資源的利用有多不平衡?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的捕撈量。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黑龍江漁民每年捕撈鮭魚約100萬條。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鮭魚數量下降至 56 萬至 60 萬條。 2006年,鮭魚數量只有6萬條。 黑龍江流域的鮭魚產業正在衰退。 這已經成為鐵定的事實。 過去常見的馬蘇鮭魚、座頭鮭等品種已基本消失。
1949 年至 2007 年鮭魚捕撈量
看看俄羅斯。 2010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顯示,日本、俄羅斯和美國是北太平洋主要的鮭魚捕撈國。 當年登記的總捕獲量為 311,000 噸,即約 9,100 萬條鮭魚。 其中,僅日本就占了一半的漁獲量,俄羅斯和美國各占四分之一。 按照這個比例計算,俄羅斯當年捕獲了2275萬條鮭魚。
在黑龍江,野生分布面積縮小、種群數量下降,是許多本土魚類面臨的共同困境。 在鮭魚數量減少的同時,黑龍江河鱒、江鱈、沙蓍草和烏蘇里白鮭的數量也在急劇減少。 物種已經瀕臨滅絕。
黑龍江本土魚類集體“難產”與捕撈方法不當密切相關。 水利工程和水質污染也是罪魁禍首。
鮭魚幼蟲
從近年來的數據來看,黑龍江流域還能勉強維持一定水平的自然捕撈產量,但主力不再是自然養殖的野生魚類,而是人工養殖放流的魚類。 通過人工孵化、放流魚苗,可以延續一些珍稀魚類的種群生存,提高常規經濟魚類(主要是鰱魚、鯉魚)的產量。 它是一種廣泛使用且可持續的生產方法。
2020年,黑龍江省漁業部門增殖放流經費1074萬元,放流魚苗1.05億尾,其中珍稀瀕危魚類234.5萬尾,比2019年增長30%。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黑龍江省漁政漁政局工作人員還成功救助了一條300斤重的雌性瑞香鯰魚。 該物種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列為“極度瀕危”。 “品種,它也是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利用人工繁殖技術,科研人員成功繁育了32萬尾瑞香鯰魚幼魚,最終放歸黑龍江干流中。”
300斤重的雌性達芙妮鯰魚在漁政官員護送下返回黑龍江
遺憾的是,種群增殖放流并不是萬能藥大馬哈魚,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黑龍江中上游漁業“難產”問題。 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現象是,自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以來,各地的繁殖放流站就開始大量放流鮭魚,但迄今為止,每年鮭魚種群的洄游量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增加。
在相對封閉的水域,強化放流被視為回報率較高的漁業“投資”,但在開放水域系統中,“投資”的回報率并沒有保障。 更重要的是,黑龍江是中俄兩國的界河。 國內科研機構為放生所做的努力,需要俄羅斯漁民的積極“配合”,否則放生的結果可能會“胎死腹中”。
俄羅斯遠東地區捕撈鮭魚
因此,更有效的措施是加強與俄羅斯遠東漁業部門的溝通和交流,讓中俄共同保護珍稀本土魚類,并在必要時達成漁業協議。 只有這樣,才能創造“資源節約和漁業發展”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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